为了鼓舞士气，抗战时期的中国佛教界还大力弘扬佛法积极网页游戏私服发布网的“乐观”、“无畏”精神，鼓励人们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抗战。如太虚法师曾说，“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华民族，又岂能为日本完全吞灭！”

江苏省宜兴县龙池山恒海和尚，出家前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佛门修习禅学，深得禅髓。日军进犯宜兴时，他召集僧俗千余人，组建抗日游击队，转战于苏皖等地，屡挫日军，不幸于1938年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国。

1942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老何应邀赴渝主修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

当我们把时间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把空间视角调整到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时，我们发现，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各民族齐聚在抗战的大旗下，形成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壮烈局面。一向清静自在的中国佛教，也自觉融入到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时代洪流之中，形成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特殊形态，为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回顾与分析，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种奇特的战时佛教形态，并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关于中国佛教特性特别是中国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启示：

早在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政府就发布训令，让佛界人士学习宣传“神德皇恩之说”、“人魂不死之说”、“爱国之说”、“神祭之说”、“君臣之说”、“父子之说”、“夫妇之说”等思想，利用宗教进行对外扩张也逐渐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宗教徒不得不俯首听命。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日本“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

核心提示：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隆重的阅兵将不少人的思绪拉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当我们把时间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就会发现国难当头之际，一向清静自在的中国佛教，也自觉融入到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时代洪流之中，形成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特殊形态。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既符合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也符合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本文是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发表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文章从十个方面对中国佛教的这一光辉历史进行了总结与分析，认为，中国佛教在抗日战争中的十大积极作用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宗教、善恶分明的宗教、爱国的宗教、契机的宗教、入世的宗教以及爱好和平的宗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凤凰佛教编发此文，以纪念中国佛教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的无畏与悲悯。

中国佛教界的抗战捐款活动在当时形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显示了中国佛教界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励了全国人民支援抗战的热情，在中国宗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原标题：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热振尊者于1939年7月7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以抗战已进入第二期，日渐胜利，为振奋全藏精神，共同向‘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迈进，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

面对多数日本佛教组织和佛徒昧于佛教大义、甘心受本国军阀的驱使、支持并参与侵略战争的现实，中国佛教徒深感遗憾和痛心。

第一，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历史。在国家的抗战总动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中国佛教界从实际出发，在坚持自己的佛教信仰的同时，也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工作，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

1936年5月，，印光法师应邀到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法会期间，印光法师每日说法两小时，他首倡献金息灾，对佛教界的捐资抗战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佛教界的这些抗战呼吁和抗战激励，充分体现出中国佛教界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将佛法与时代主题有机契合的历史自觉。

1939年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人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法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1932年，日本侵略者企图进犯热河一带。九世班禅大师闻讯后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

第三，中国佛教是爱国的宗教，历史上佛教始终把护国作为自己的宗旨之一，把“帝道遐昌、皇图永固”作为理想的目标，把“报国土恩”、“报国主恩”作为内心修炼的重要内容，所以，中国佛教能够主动而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难当头之时，更能够为国家着想，始终保持既爱国又爱教的优良传统；

地处西北大后方的陕西也于1939年春由西北行营批准成立了“陕西佛教抗战救亡救护队”，奔赴山西中条山、潼关、华阴三个伤兵集中处进行救护工作。

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法师主坛修法，反对日本侵略，祝愿抗战胜利。次年，湖南、汉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组织也举办了护国法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法会。

1939年5月，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僧俗民众又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14人代表团风餐露宿，赶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西藏昌都地区著名尊者诺那呼图克图，除了呼吁“驱彼倭奴，还我故土”，表示“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的心声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

1932年3月18日，太虚法师又撰写了《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逼迫日本当局“撤兵回国”，使中日两国人民免遭涂炭，共享和平。

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为筹集抗日款项发行了救国公债，因为五台山当地农民比较贫困，发行极端困难，五台山的僧人们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感召下，积极购买公债，仅台麓寺的喇嘛庙在当时就认购了2000元。

第三，举行各种形式的护国息灾法会，以宗教的方式表达对国家与民族未来的祝愿，对抗日战士的激励和对死难者的哀思。

抗战时期的和尚连（图片来源：资料图）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是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给南岳佛教僧人写的一句话，这既是对当时业已投身抗战的中国佛教界的肯定，也是对当时中国佛教界进一步参与抗战的激励，在今天来看，也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历史特征的高度概括。这句话饱含着中国佛教界参与抗战的丰富内涵，在纪念抗战胜利周年之际，尤其值得我们回味。

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为激昂，他们坚定地认为，“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他们还以佛经为证，“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

1938年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首开全国宗教界抗日的先例。从1938年秋至1939年春，大约有100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